《BISU面对面》是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宣传部最新推出的一档面向广大师生的短篇人物访谈栏目。栏目聚焦新闻性、权威性、关注度、影响力高的学校重大、热点话题，对话二外大事中的焦点人物、权威人物、优秀师生，通过面对面的交流，用对话记录身边历史，以人物解读热点话题。栏目将紧跟学校发展脉搏，以简短精悍的轻阅读为主，让你快速读懂二外。 

2020年12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马骏教授的著作《汉文佛经文体影响下的日本上古文学》（全三卷）喜获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该著作是新外语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广阔研究领域进行跨学科交流、跨学科的融合之作，被誉为“让外语有思想、有灵魂、能生长的科研典范之作。”他的获奖表明在新时代、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外语学人在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领域“学有所为、能有可为、大有做为”。

马骏教授凭着对学术的潜心钻研和满腔热忱，在日本古代文学、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取得丰硕成果和骄人成绩。除了繁忙的教学，他同时兼任《日语学习与研究》编委、（文学）副主编和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会理事。他积极指导多位日语专业学生论文并获奖，为青年教师团队科研提供鼎力相助。2020毕业季，和学院其他教师一样，他第一时间赶到学校为毕业生进行行李打包，为最暖毕业季增添浓浓师生情。本期《BISU面对面》邀请马骏教授分享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以及对教学和科研的思考，以此鼓励更多的语言、文学学习者和爱好者更加拼搏努力。

记者：马骏教授您好，恭喜您的《汉文佛经文体影响下的日本上古文学》获得北京市第16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项目申报不易，但是您的项目申请数量多、质量高，请问您申报项目的灵感来源和坚持科研的原因是什么，在做科研过程中有哪些心得体会可以和师生们分享？

马骏：迄今为止，我主持完成和在研的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有5项。从项目种类来看，既有反映研究方法与视角新颖的年度项目（《日本上代文学文体与汉文佛经的比较研究》），又有体现外语掌控能力的“中华学术外译”（《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更有追求高学术质量的“社科文库”（《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从项目数目上来说，作为一个从事外语教学的教书匠和日本文学的研究者，在业内或许只能称之为中规中矩，一种偶然中的必然吧。但于我而言，其中的喜怒哀乐，可谓难以言表。既有辛勤的付出，更多的是感恩与期许。

“和习表达”、“佛经文体”和“写本汉字”三个拟题，是我作为一个中国学人从自身的学术涵养和问题意识出发，来探讨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的三个着眼点，但其宗旨只有一个，即探讨日本上古文学的主体性与创新精神。

申报项目的“灵感”，源自对先期研究成果的仔细爬梳和综合剖析。一个好的选题的产生，抑或伴随着“心灵的感应”：你会发现其实你已经处在告别过去、开创未来的十字路口；你极力挣扎，希望跳出你读研以来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不再奢望在你烂熟于心的名著中去寻求现存的答案；你又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地尝试将你较为擅长的影响研究的方法与中国学者独特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你不再亦步亦趋，畏首畏脚，因为你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已无人可寻。举一个例子，我正在参加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主持子课题《奈良朝漢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正是在从事该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意识到了“写本汉字”研究的前瞻性和独特性，于是正在全身心地投入，唯恐时间有些许的蹉跎。

回顾过往的学研之路，现在看来，似乎经历了一条适合于外语学人自身学术研究不断提升的必由之路：第一个10年，努力从国内外语院系突围；第二个10年，积极与国内中文学院融合；第三个10年，占据中日两国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制高点。天道酬勤，国家社科基金日本文学项目评议人王晓平教授在长篇书评《<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方法论刍议》（《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5期）中指出：““日本学者有关‘和习’的议论并不多，几乎没有系统的阐述，马骏拈出这样一个题目深入挖掘，看起来很有日本文学研究界小处入手、考据见长学风的影响，但他又能从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普遍性方面发现这一课题的意义，这是对中国学者研究思路和方法兼收并蓄的结果。”日本佛教文学研究第一人小峯和明教授就本次获奖作品评价道：“近年来，围绕着汉译佛经翻译法的研究取得进展，譬如《日本书纪》、《古事记》等作品的文体，其基干部分已经有相当多的汉译佛经表达渗透其中，这一点正在被逐步澄清（马骏说）。古代神话的叙述语言仅属于佛教传入日本之前的另一世界（江户时代本居宣长说）这一幻想正在发生大面积的崩塌。”（《東アジアの文学圏》、同氏編《東アジアに共有される文学世界　東アジアの文学圏》、第15－16頁、株式会社文学通信、2021年3月12日。）中日两国学术大家的鞭策，尽管诚惶诚恐，却也实实在在地成为我们研究的动力之一。

在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之下，知识储备已经面临着坐吃山空的窘境。做学问也有“七年之痒”。因为外部环境会如影随形地逼迫你去体验这‘痒’之难耐。学术之苦，苦在万物相对，唯我独行的寂寞感。每当此时我会告诫自己：‘芯が強いかどうかがものをいう天王山だ’。 我也会用为游泳来纾解浩如烟海的文献阅读后的紧张，这是我唯一的娱乐和运动，每天3000字古典文献资料整理与研读，每天1000米的自由泳，对于这两件事，我每天都会完成。

记者：您曾表示过，在二外的教学带给您全新的认识和感受，可以具体谈谈吗？您又是如何平衡教学和科研的关系的？

马骏：二外是一个教学十分给力的地方。日语学院领导对我关怀备至，安排每周五节课，为我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时间的保障。我本身也格外珍惜教学的机会，因为它能从年轻的学子身上获得青春的活力，从教与学的互动中获益匪浅。为此，我曾出版过8部教辅材料（宇航出版社），参编《明镜》（高等教育出版社）、《简明日汉词典》（商务印书馆）等工具书。我的同事对教学的认真和严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为搞好教学，群策群力，互动频繁。有的老师大年三十儿还在抽查学生的作业，关心学生们的课业情况，真的令人感动。我本科是在武汉大学渡过的，那里校园青山环抱，湖泊依傍。外语晨读，是每天必须完成的课业之一。我曾在首都其他高校任教，执着地要求学生早期晨读，并接受我的监督，但最终没能坚持下来。而在日语学院，学生会早早地来到教室，晨读已然成为一种传统，使人倍感亲切。

既然要站讲台，就要做好教案。做好教学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做好了，那是你份内的事情；反之，则会背负误人子弟的骂名，也会让你逐渐忘却曾经心仪的远方和诗。长此以往，你的学术信念会被蚕食，最终变成一个十足的怨妇，落得教学科研两头空。

教学与科研的精髓在于奉献，两者之间没有、也不可能存在异价置换的可能。即便依从你厚道的人品决定拿出八分的精力去教学、十分的精力去科研，也无可挑剔。殊不知从你做出这一决定那一刻起，你所钟情的十分科研投入其实已经悄然注入了水分。你能在教学上有二分的折扣，就会在潜意识里反作用于你对待科研的态度，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很骨感，态度已经决定了一切。

记者：您是在初中阶段学习日语的，在这几十年的语言学习中，对您影响最深的老师是哪位？您认为如何能够真正学好一门外语？

马骏：我进入武汉外国语学校读书时第一次接触了日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我幸运地遇到了对我此后学研之路影响深远的恩师伊藤博，我称他为大师傅。我曾在论文中反对过他的观点，他却毫不介怀。大师傅曾在在澤瀉久孝、森本治吉《作者類別・年代順 万葉集》（勉诚社，1985年）一书的扉页上，抄录下卷八第1664首歌，赫然写下“马骏训”三个字，然后表情不无严肃地说：“瞧，你以后在日本学界就有名了。”最后，大师傅“人物品评”道：“馬君は芯が強い。”正是大师傅的这句话，30多年来一直鞭策着我在学研之路上艰难前行。“直至今天。这句话始终是激励我斗志的最好的格言，在我懈怠放松或迷失自我时，都会在耳畔自然响起。

语言学习是一项艰苦的。从语言上来讲，由于学习日语时间很长，除了教学之外，工作、学术研究和发表文章都会使用日语，我从来没有把日语看作是外语的感觉。在日语上下了很多功夫，做学问积累的时间也很长，语言运用和研究自然会避免“隔靴搔痒”之感。在我发表的70余篇论文当中，有四分之一是在国外学术期刊是发表的。当然，这样做自然与我们视野中的追求国际学术影响力的目标设定不无关系。

 记者：您曾经在日本留学多年，在北海道攻读博士学位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海外留学经历对您今后的科研和教学带来哪些影响？

马骏：1994年4月，在“出国深造”的声浪不绝于耳的大背景下，我想改善个人在高校的生存环境，决定出国读博。于是我以论文考核的形式，得到东京大学铃木日出男教授的首肯，获得了去东京大学进修的机会。然而，我在东京求学面临着生活学习无法兼顾困难的难题。一是由于我自费留学，必须外出打工以赚取经费；二是打工将占去很多精力，我无法心无旁骛地进行专业学习。

此时我的大师傅将我介绍给了他在北海道大学的第一高足，时任国语国文学研究科的身崎寿教授。通过论文和面试，加上东大铃木日出男和多田一臣两位老教授的推荐，1995年4月，我顺利进入北海道大学博士课程，我的生活及身心状态逐渐趋于稳定。

我的留学生涯可以用很认真，很刻苦，很勤奋，很清苦来形容，除了打工，节假日几乎不出去，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学习。三年时间，住处→图书馆→打工处，单调的三点一线成为我留学生活的全部。留学几年中最糗的一件事就是东京一位朋友来北海道，我与这位朋友辗转北海道几个城市游玩，结果这位朋友在即将离去的时候，愤愤然对我说，你在这里留学几年，什么都不知道，居然还让我带领你玩了几日，真是不可理解。

虽两耳不闻窗外事，但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却让我在学术之路上获益良多。身崎寿教授对马骏关怀备至并细心为我讲解了小岛宪之的得意门生芳贺纪雄教授的《万葉集比較文学事典》，研读基于文献学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那时我没完没了地查找论文所需的一手资料，有时甚至几天说不上一句话，但我的自信却在一点一点地增强。博士第三年，我开始“有则改之”（在“小岛说”的基础上提出有案可稽的修正案）、“无则加勉”（依据一手资料尝试提出自己的看法），最终形成了我的博士论文《万葉集と中国文学の比較研究ーー歌と散文と漢語の表現論ーー》，也得到了身崎寿教授的由衷认可。

本科武汉大学、研究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日本北海道大学，一步一个脚印，不断积累，一直向前。驽马先行，我仍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