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乐山（1924-1999），著名翻译家，作家，美国文化研究学者。

董乐山先生1924年11月14日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商贾之家，排行老三，先后在私塾、教会小学和教会中学读书，他曾自比《家》中叛逆的觉慧，才华横溢，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
　　1942年，董乐山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修英国文学。不到20岁的他，便以“麦耶”为笔名崭露头角，蜚声上海戏剧评论界。
　　1950年后历任新华社翻译、审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等职，在翻译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成为新一代翻译家中堪称典范的代表人物。1999年1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历经坎坷，结缘二外

1957年夏天在新华社翻译部担任业务秘书的董乐山被错划为“右派”，调至新华社外训班（后来改名为外文干部学校）担任基础英文教员；
　　1961年改正后，边教书边在新华社打下手管理资料；
　　1964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新华社外文干校整体并入二外，董乐山先生成为二外英语系的一名教师。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正常教学工作全部中断，董乐山由于受到“右派”身份的影响，被剥夺授课资格，安排在英语系资料室工作。在艰辛的处境中，他依然孜孜不倦地做学问、搞翻译。
　　1969年至1971年，二外1000多名师生下放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劳动。期间，他冒着风险想方设法为不愿荒废学业的学生批改翻译文稿，逐字逐句删改润色。多年后，这些受他指教的学生还铭记于心，无限感佩。
　　1980年，董乐山先生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专门从事美国文化研究。

苦心孤诣，终成大家

董先生一生历经坎坷，但隐忍、坚毅、执着的他多年来在从事外语教学工作的同时仍笔耕不辍。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同翻译的关系是又恨又爱。
　　因为他深知翻译过程的甘苦。作为翻译家，他严谨认真，思想内涵深邃，是一位难得的信达雅俱佳的大家，所以曾被誉为“翻译家中的翻译家”。
　　董先生一生译著丰富，主要译作有《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与人合译并校订）、《苏格拉底的审判》、《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古典学》、《一九八四》、《中午的黑暗》、《太阳帝国》、《探索的路上》（编译）、《我热爱中国》、《韩素音自传》（之一）、《囚鸟》、《鬼作家》、《基督的最后诱惑》（合译）、《巴黎烧了吗？》、《第三次浪潮》等；著作有《译余废墨》、《文化的休闲》、《文化的误读》、《边缘人语》、《翻译的甘苦》等。此外，他所编著的《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独辟蹊径，是希图了解美国社会与文化的读者以及研究者一部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单独校完了《美国志》、《美国新闻史》、合校了《光荣与梦想》等。

精益求精，勇于超越

董先生对待翻译工作精益求精、严谨认真、勇于超越的态度在学术界、出版界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说 ——
董乐山先生在翻译书籍时非常谨慎，他精心挑选经典原著进行翻译，对原著的内容、主题思想和精神追求都有较高要求，而不是单纯为翻译而翻译，董译有启蒙作用；

作家王蒙说 ——
董乐山先生的翻译作品得风气之先、开国人眼界，净化了国内学术氛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说——
董乐山先生工作勤恳、兢兢业业，他的有关美国历史、文学、社会文化作品的翻译，正如所有杰出的翻译家所作出的贡献那样，“功不在大禹之下”。

　　董先生在与青年谈翻译经验时曾强调说，要做好文学翻译工作，首先要对原文有透彻的理解；其次在准确表达原文的前提下，要提高汉语表达能力；三要具备各种学科乃至社会生活的丰富知识，要勤问多查，多加留心随手记录。
　　他举例说，他在翻译斯诺夫人的《我热爱中国》，其中一句说到“He was from Missoun”,若是大意放过去，不会在这句简单的话里发现问题，但若仔细一想，斯诺是密苏里人，无人不晓，何劳斯诺夫人提醒？再查字典就会发现，这是个成语，即“他是一个爱追根究底（或不易轻信）的人”的意思。所以他提醒青年翻译者，即使是一个自以为十分简单明白的句子，也不要掉以轻心，或者自满，他套用一句英语说：“你怎么样谨慎小心，也是不会过分的。”
　　董先生对待文化和学术事业孜孜不倦、勇于超越的态度也赢得了读者的尊敬和认可。

1961年董先生领衔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译风严谨、行文畅达，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发行后在私下流传甚广。该译本确立了董先生在翻译界的地位，被一些大学的英文系当作翻译教学的范文。

他所翻译的《西行漫记》，凭借更丰富的内容、更清晰的问题阐述、更符合史实的修正，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与巨大的影响，深受读者喜爱，被认为是建国前后几十年来最忠实于斯诺原著的版本，成为《红星照耀中国》汉译史上的经典译本。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的隐喻小说——《1984》，1979年，经董先生翻译成中文，以内部资料形式首次刊印后，便受到热捧，并迅速在知识界掀起一波激流。该译本因为当时印量较少，不断地在社会上转借，奇货可居。

《1984》给董乐山先生带来了巨大声誉，他认为，翻译这本书是他作为社会主义者，对信念的一次坚持，正如他年轻时参加中共地下党运动一般。由于他，中国读者得以在对这本政治隐喻小说的全球性阅读、理解中，不至于落得太远。

2008年末，在深圳举办的“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人心灵影响最大的30本书”的评选中，《第三帝国的兴亡》、《1984》和董先生参与的《1932—1972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均在榜上。

他所编著的《拂去历史的尘埃》也曾获得1995年中美文学交流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蒋晓侠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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